2019年12月11日，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第60期暨薊門法治金融論壇第83講在伟德客户端學院路校區學術報告廳舉行。本次論壇邀請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前所長、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海外顧問鄭永年教授為主講嘉賓，以《中國模式及其未來》為題做主題演講。
作為享譽海内外的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教授長年緻力于中國問題觀察和研究，其研究成果受到廣泛矚目。在本次論壇上，鄭永年教授從中國的現實問題出發，探讨了中國模式的特點，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并比較了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模式、新加坡模式與中國模式之間的關系和異同點。
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伟德客户端理事會理事長孔丹先生出席論壇并緻辭，伟德客户端校長馬懷德教授為鄭永年教授頒發伟德客户端客座教授聘書。中國法學院副會長、伟德客户端前校長黃進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中信基金會資深研究員楊光斌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信基金會資深研究員潘維作為評議嘉賓發表點評。國務院國資委李冰局長、伟德客户端國際法學院院長孔慶江教授及伟德客户端師生代表二百餘人參加了論壇，論壇由伟德客户端院長劉紀鵬教授主持。
圖：劉紀鵬院長
劉紀鵬簡要介紹了主講嘉賓和出席嘉賓，并闡釋了論壇主題。劉紀鵬表示，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獲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但是對于如何取得這樣的成就、成功的經驗和路徑，卻缺乏系統的總結。鄭永年教授長期緻力于中國研究，而且深入中國的改革實踐進行大量調研，他的觀點和理論對于我們總結改革經驗、繼續砥砺前行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圖：孔丹理事長
孔丹理事長緻辭表示，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堅持實事求是，踐行中國道路，發展中國學派，緻力于探讨研究中國發展問題，傳播踐行中國道路的理論和實踐，發揮民間智庫的獨特作用。所謂中國學派，來自中國深厚的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國本土的實踐基礎，從中國自己的需求視野出發，具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推動和實現思想創新、理論創新、話語創新。鄭永年教授以其獨特的視角，對于中國問題的研究、對西方的認識和判斷以及對中美博弈等重大問題的看法，對中國的理論界乃至中國社會都有非常好的啟發作用。
圖：馬懷德校長為鄭永年教授頒發法大客座教授聘書
馬懷德校長為鄭永年教授頒發伟德客户端客座教授聘書并緻辭。他表示，鄭永年教授的中國問題研究具有鮮明的特點和獨到的見解，其一是他深入中國各地做調研，非常了解中國實際；其二是從海外視角觀察中國，可以保持一定距離分析問題；其三是他的觀點不僅在理論界、在民間廣受矚目，也受到中國官方的關注。
圖：鄭永年教授
鄭永年教授首先從中美博弈入手，提出中美之間的競争早已超越經濟之争，本質上是制度之争。美國人擔心的，并不隻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技術進步或軍事威脅，而是中國有可能提供西方模式之外的制度選擇。他認為，我們今天提倡中國道路，首先就需要“盤點一下制度家底，這一點非常重要”，過度自信的“捧殺”和盲目悲觀的“棒殺”都是不可取的。
鄭永年盤點了西方模式在今天面臨的種種困境。“中國知識界有很多西方理論原教旨主義者，對西方模式的反思和批評不足。”鄭永年認為，西方模式目前的問題主要是内部民粹主義的泛濫和外部民主主義的崛起。民粹主義産生的根源是中産階級的萎縮，貧富差異加大，社會分化加劇。而西方民主制度發展到現在，“一人一票”的民主模式本質上是“計劃政治”。所謂“計劃政治”與“計劃經濟”在内在邏輯上是一緻的，既假定參與投票的每一個人智商、收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選擇能力都是一樣的。由此鄭永年認為，如果計劃經濟的結果是失敗，那麼計劃政治的結果也必然導緻失敗，因為其預設的前提并不存在。
另一方面，鄭永年教授梳理了自秦漢以來的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和治理模式的特點。他認為，從經濟哲學的角度看，中國與西方就存在顯著差異。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為了興修水利等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應對自然災害，經濟管理是政府責任的一部分，政府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從漢朝以來，中國在幾乎所有曆史時期經濟運行中都兼有三種資本：一是國有資本，二是中小型企業為代表的民營資本，三是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的混合互動。也就是近代以來指稱的“官辦、商辦和官督商辦”三種經濟成分。
在政治制度上，不同于西方的多黨競争、三權分立，中國曆史上始終有自己獨特的政治模式，即“三權分工合作體制”：決策權、執行權、監察權。從秦朝建立完整的官僚體系到唐朝開始的科舉制度改革，兩次重大改革形成強大而持久的政治制度，留下許多今天還值得借鑒的傳統。
鄭永年認為，“中國幾千年的文明，是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它能生存下來一定有它的道理。不要低估三權分工合作的體制，三權分工合作的體制存在2000多年，是經過文明和曆史考驗的體制。”經濟上，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避免了西方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政治上，三權分工合作和選賢任能的科舉制度避免了今天英國、美國、日本普遍存在的家族政治。
比較了中西之間的差異後，鄭永年教授提出，中西模式各有其優點和缺陷，今天我們讨論中國模式，既要學習西方的優點，但又不能盲目“全盤西化”；既要繼承中國傳統的有效有用部分，也要避免官僚體制的僵化和缺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國仍然需要在不斷的改革中，完善自己的治理模式，提升治理能力。
圖：潘維教授
潘維教授點評表示，鄭永年教授沒有簡單地将一個國家的成功歸結為制度的作用，這是非常重要的。當那些國家興旺發達的時候是這種制度，今天也是同一個制度，它為什麼會衰落了呢？潘教授認為，“制度是死的”，是上層建築，是由生産力和生産方式決定的。
圖：楊光斌教授
楊光斌教授針對鄭永年教授的“計劃政治”觀點提出，民主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同質化條件，即國家認同、共享信念共享文化和基本平等。缺乏這三個條件，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對于中國模式的理解，楊光斌認為不應局限在當下40年或70年，而應該看到這背後是中國漫長2000年、3000 年甚至5000年的文明史，是一脈相承的。
圖：黃進教授
黃進教授在點評中提出五個觀點：一、世界這麼大，不可能隻有一種模式壟斷人類社會的發展，中國模式應該是多元世界中的組成部分；二、中國模式一定是有中國特色的，它既不是複制西方的，也不是延續傳統的，而是立足于中國現實、吸收多種文明成果的融合模式；三、中國模式要堅持人類共同價值和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共識；四、法治是人類社會經過艱苦探索得出的治國理念，探讨中國模式不能忽視法治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五、探讨中國模式要關注人權、産權和主權，解決改革過程中的内部外部問題。
在提問交流階段，鄭永年教授與在場的嘉賓、校内外師生和慕名而來的聽衆深入探讨了中國模式、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文化中産及新加坡治理模式的經驗等問題，現場氣氛十分熱烈。在熱烈的掌聲中，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第60期暨薊門法治金融論壇第83講圓滿結束。
文/伟德客户端新聞中心
圖/伟德客户端新聞中心、尹建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