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0日，由新聞出版署、光明日報社和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辦的《中華讀書報》刊發我院2021級政治經濟學專業博士研究生侯冠宇的研究論文《朝貢？還是貿易？——中暹關系的多重面向》。全文如下：
一
有關朝貢貿易與朝貢制度的研究備受學界關注。朝貢制度長期以來被理解為朝貢方與受貢方之間的冊封關系。若從廣泛的意義來理解，朝貢制度體現了一種維護中原王朝中心地位的國際關系網絡。濱下武志認為，這一制度是國内統治秩序的擴展，是一個連結中心與邊緣的有機的關系網絡。廣泛而言，朝貢體系亦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區域經濟圈。近年來，大量民間文獻與國外史料被發現、解讀，部分研究着力打破以往研究朝貢秩序時以中國為基本立場的局限，多角度考察這一國際秩序下各國之間的互動與調适。
吳漢泉《朝貢與利潤：1652-1853年的中暹貿易》一書，考察了17-19世紀暹羅與中國在朝貢關系下對帆船貿易的互動與調适，并分析了中國對暹羅海外貿易與暹羅國内經濟體制構建的重要作用。作者認為，朝貢關系與貿易關系基本互補，“儒家化的清廷允準‘蠻夷’之國沐浴華夏璀璨的物質文明之光，而暹羅的潛意識認定，與天朝的交往具有明顯的商業特性，兩者不謀而合”。
全書分為十一個章節：（一）中暹貿易的國際背景；（二）暹羅的貿易結構；（三）中國對貿易的限制；（四）中暹日三角貿易；（五）第二次海禁的廢除與大米貿易的作用；（六）18世紀和19世紀初中國東南的貿易組織；（七）阿瑜陀耶王朝晚期至曼谷王朝初期的中暹朝貢貿易；（八）18、19世紀暹羅經濟生活中的華人；（九）拉瑪二世、三世時期中暹帆船貿易的繁榮；（十）拉瑪三世時期的華人移民及其經濟影響；（十一）中暹帆船貿易日益衰落的宿命。吳漢泉從貿易背景、貿易結構、中暹日三角貿易、貿易組織、華人雇傭及其經濟影響等方面展開論述。他将1652年那萊王首次進貢清廷視為中暹兩國貿易的開端，将1853年拉瑪四世停止入貢視為兩國貿易衰落的标志性事件，并将兩個世紀的貿易關系劃分為起步（1652~1717）、發展（1717~1767）、繁榮（1767~1834）和衰落（1834~1853）四個階段。
二
國際貿易如何與朝貢制度相融合？ 暹廷将朝貢作為手段，定期開展有限交易，獲得清廷的許可。在這種似是而非的限制下，控制對外貿易的暹廷積極互動調适，在制度允許的範圍内最大限度地擴大貿易規模。吳漢泉指出，無論如何一分為二地分析，暹羅與中國的朝貢關系在整個存續時期是令人滿意的。雙方的交往表明，在諸多局限中，中國制度具有很強的靈活性。暹羅在推動朝貢貿易發展的過程中，促進了私人貿易的發展。防範海盜劫掠和暗中勾結各方勢力，是清廷實施海禁的主要原因。言語與行動、政策與施行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是中國官方對外貿易和海禁的基本面。帆船貿易本質上可以為清廷帶來實際利益，但滿人統治者所繼承的儒家抑商的基本信條與傳統定位，阻礙了其對中國海外貿易的充分且詳盡的認知。清廷可能從未真正推行嚴格的帆船貿易禁令，但轉而采取的是一種自相矛盾、模棱兩可的立場。
發轫時期（1652~1720）的中暹貿易具有兩種形式。暹羅方面主要是朝貢貿易；中國方面則是由尚氏家族（尚可喜、尚之信父子）下屬的廣東官府保護的私商把持。康熙帝即位後，暹羅貢船的數量修訂為每次三艘（分别為正貢船、副貢船、護貢船）。暹羅那萊王總是能夠靈活運用制度規定，利用朝貢機制内隐含的各種優惠條件，利益最大化地挖掘朝貢使團的商業經濟潛力。除三艘“定期”正貢船外，他還派出許多其他船隻千方百計地加入朝貢活動，如補貢船、接貢船、探貢船，不一而足。有趣且值得注意的是，暹羅貢船駛往中國時，通常運載兩類貨物，其中一類用以呈進給中國朝廷，即正式貢物，另一類在廣州出售，稱之為“壓艙貨物”。暹羅使團返航時，船隻可能因載重不足，在海上有傾覆之虞，所以他們有理由要求裝運一批用于貢船“壓艙”的中國貨。值得注意的是，“壓艙貨物”表面上是為了穩定船身，實際上卻一直是商業貿易貨物的主體所在。因其具有免稅資格，可以納入大部分商業體系。呈進給中國朝廷的貢物和在中國出售的貨物，通常取自當時大城的王庫，而這些物品又是從暹羅北大年、宋卡等采購中心收集而來。可見，朝貢制度與王室貿易壟斷互為補充、相輔相成。
三
朝貢體系雖有限制，但在暹羅看來，它已經變得足夠靈活，能夠适應本國制度的需要。暹羅王室也獲準在固定貢期外做生意。從1810年開始，暹羅前往中國的私人帆船貿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而暹羅一直派遣正式使團，并對其予以鼓勵與支持。在互動與調适的過程中，得到了中國東南地方官員某種程度的“幫助”。後者以尋租的方式在中暹私人貿易中獲得重要地位。在朝貢管理體制下，私人貿易本質上是在暹廷掌控與庇護之下。換言之，對暹羅而言，私人貿易在朝貢貿易的保護性架構中進行。官商經營暹王貿易的同時也開展自己的貿易。吳漢泉在分析官府為内地商人所定議叙之例的作用時指出，要留意内地商人與暹羅商人經營大米貿易的基本差異。這種差異來自清廷的政策規定。清廷給予中國東南的暹米進口商許多優惠政策，名義上是“懷柔遠人、綏服藩屬”之舉。内地華商投資大米進口，本質上也對福建、廣東的饑荒赈濟有所貢獻，而清廷亦表明若幹鼓勵其商業活動的意向，但内地商人從未能無拘無束地發展大米貿易。
吳漢泉認為，地理、政治以及雇傭華人等因素，進一步推動了中暹貿易管理特征的形成與發展。暹羅距中國東南、南洋群島市場較近，足以發揮中轉港的作用，且擁有着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适宜帆船貿易。在政治上，暹羅大部分時期都是強大、統一的國家，且習慣雇傭華商與穆斯林商人展開貿易活動。17世紀，華人與暹羅統治階級（貴族、官僚、廷臣）之間相互依存。華人受到暹廷的青睐，大量華人及其後代不斷同化于暹羅社會之中。他們的同化程度越深，就越遊離于帆船貿易相關的活動之外。在華人的後代中，認同暹羅文化者，常常在正式的官僚機構中謀得一職；中華文化的認同者則傾向于從事貿易活動。中暹帆船貿易的進程與兩國朝貢關系的發展并行不悖。在兩個世紀中，朝貢與貿易相輔相成，而中暹帆船貿易的命運起落無常，塑造了暹羅的經濟結構。在這一發展進程中，暹羅華商繼續積極投身經濟領域。華人機敏聰慧、精明能幹且能夠迅速适應變化的形勢，這種積極互動與不斷調适的特質，是其賴以生存的奧秘所在。
餘論
綜而觀之，中暹兩國“互動與調适”的背後涉及制度、組織、人員、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耦合因素。從另一角度看，朝貢制度的價值與其治理實踐在實際運作中往往會産生脫嵌。由于治理是制度價值在實踐向度的延伸，但治理活動的結果往往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不能盲目地将治理結果的不合理歸因為制度價值的不正當。傳統時期的國家财政、對外貿易、管理體制、國家治理等問題，蘊含了特定時空下個人與集體、中央與地方、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與張力，以及信息網絡與信息場域的諸多内容。中暹貿易制度的變遷是多方利益主體同頻共振所帶來的結果。我們要看到正式制度的意義，也要看到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更要看到“人”在曆史中鮮活的身影。（作者單位：伟德客户端）
【原文鍊接】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22-08/10/nw.D110000zhdsb_20220810_3-10.htm?div=-1
（供稿：伟德客户端2021級博士生 侯冠宇）
